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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长讲话

《财经国家周刊》专访魏礼群院长:中央智囊解读三中全会决定

发布时间:2014-02-20 来源:  查看次数:

     

  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、生态文明、国防体制各个方面的改革都涉及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,其成效在很大程度上都有待于或取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


  有三十多年中央智囊经历的魏礼群,对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(下称《决定》)可谓烂熟于胸,哪些条款是新提法,哪些是老提法,某句话是18年前某次会议上讲过的,某项改革要求是20年前某次会议上最初提出的,他都信手拈来、如数家珍。


  魏礼群告诉记者,《决定》有些内容提过很多年,但任务没有完成,这次作为必要的强调;有些内容过去反复讲,但这次没有提及;还有一些决策这次没有明确写出来,但已在实施中。


  1968 年大学毕业后,魏礼群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工作了10年。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1978年,他被调至北京工作,先后在原国家计划委员会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务院研究室、国家行政学院等党中央、国务院综合性、智库性部门工作30余年,连续参与了7次全国党代会政治报告和20次中央全会文件的起草。


  2012年,魏礼群卸任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,目前担任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,延续其智囊生涯。


  他的主要聚焦点,自然是行政体制改革及其关系密切的经济体制改革。他介绍,改革开放以 来,中央对经济体制改革作出过多次全面的决策部署,以往行政体制改革内容多集中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某一部分,或只散见于经济体制改革有关章节之中。而这次 《决定》,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部署,也是全面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部署。
 
  “目前中国的诸多问题和矛盾,主要原因是不少体制机制存在弊端,现在推动的很多重要经济体制改革都与行政体制有关。”魏礼群说,行政体制既是整个国家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,又是其他体制的联结枢纽,也可以说行政体制改革是各方面改革的结合点和关键环节,必须加快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,以带动其他领域的改革。
 
  行政体制改革贯穿整体
  《财经国家周刊》:在十八届三中全会《决定》提出的60项改革任务中,第四部分“加快转变政府职能”有3条,你如何评价行政体制改革内容在整体改革中的份量?
 
  魏礼群:除第四部分专门阐述行政体制改革外,实际上,《决定》的其他部分都涉及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容,行政体制改革几乎贯穿着《决定》的全文。无论是其中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、政府与企业的关系、政府与社会的关系,还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、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,甚至党和政府的关系,都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。
 
  《决定》明确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,就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,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。应当说,这也是行政体制改革要与之协调的总体目标,这比中央以往确定的行政体制改革总体目标内涵更丰富、要求更高。
 
  《决定》的改革思路涵盖了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、生态文明、国防体制各个方面,而这些改革都涉及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,其成效在很大程度上都有待于或取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。
 
  《财经国家周刊》:为什么中央强调把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?政府职能转变与推进市场化改革有何关系?
 
  魏礼群:转变政府职能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,但不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全部。通俗地讲,政府职能就是政府被赋予的权限、职责、功能,“政府该干什么,不该干什么”。 多年来突出的问题是,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、管不了,也管不好的事情,处于“越位”、“错位”的状态。政府不该管的,不该审批的,政府管了,审批了;同时, 政府职能往往又处于“不到位”的状态,比如说市场监管、环境保护、社会建设、公平正义等方面,有些该管的没有管好。
 
  我国过去长期实行计划经济,政府用过多行政手段直接配置资源,是不成功的,大量事实已 经证明了这一点。只有推进市场化的改革,切实转变政府职能,做到政企分开、政社分开、政事分开,政府不直接干预微观经济社会的活动,才能更加充分发挥市场功能的长处,也才能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。
 
  当然,这方面也要防止误解。不能把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理解为社会经济领域全部市场化。该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资源配置方面,有些社会经济领域就不能搞市场化,比如,经济总量平衡、生产力布局和生产关系调整,不能全靠市场化。
 
  《财经国家周刊》:和以前相比,此次全会《决定》在政府和市场关系方面有哪些新特点?
 
  魏礼群:首先,更加强调市场的作用。突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。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,市场经济实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。这是一个重要理论创新。
 
  第二,强调政府有效治理。过去叫“行政管理”,这次提出有效治理,对政府的要求更高 了。政府作为公共权力行使者,理所当然地应该履行经济社会运行的引导、调控、服务、管理职能。但要求做到“科学的宏观调控,有效的政府治理”,就必须完善政府治理体系、创新政府管理方式,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。
 
  第三,强调改革的整体性。行政体制改革不仅仅是政府职能的转变,还涉及各个方面、各个领域,包括健全宏观调控体系、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和行政区划的调整,还包括财政税收体制改革,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和建立统一开放、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等。
 
  第四,强调体制的现代化。例如,提出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”,这就是着眼于国家制度文明、组织机构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。“国家治理”、“社会治理”,都是现代化的理念,也是国际通行的概念,“治理”的概念更丰富,更开放。这次更加考虑用国际通行概念和范畴,是在用国内外相通的语言来讲述中国的故事。
 
  下放审批权不等于“小政府”
  《财经国家周刊》:为什么把深化行政审批改革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突破口?
 
  魏礼群: 因为这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,也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关键。目前行政审批的范围仍过宽,审批的事项还过多,而且不少是暗箱操作,自由裁量权很大,弊端丛生,包括束缚经济活力、降低经济效益,也包括滋生种种严重腐败现象。政府职能存在的突出问题,就是权责不统一,有权力审批者不承担责任, 需要承担责任者又没有权力办事,权责脱节。据我所知,在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审批过程中,经常出现该审批的不及时审批,有些不该审批的,由于多种原因,包括有人情因素,却很快审批通过了。
 
  2013 年3月17日,李克强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郑重作出承诺,在未来任期5年内,要把国务院仍然存在的17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精简三分之一。本届政府成立以来,确实是言必信、行必果,说到做到。据公开的信息,在三中全会召开前的6个多月时间,国务院已经取消、下放了334项行政审批等事项。应当说,这个力度比较大,社会反响是好的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直接影响到行政体制改革乃至整个改革的进程。
 
  《财经国家周刊》:如何确保该下放的审批权下放到位?
 
  魏礼群:要警惕“明放暗不放”,有的部门名义上下放了不少审批权,但深入分析不难看出,这些下放的审批权里面,有些早就下放过了,早就名存实亡,这次也被算作下放事项,而有些该下放的实权却仍紧紧抓在手里,这是不应该的。
 
  还要防止“上放下不放”,应该放给市场、放给企业、放给社会的,国务院放权了,中央部委放了,但是有些到了一些省里、市里、县里被截留了,到不了市场,到不了企业,到不了社会。
 
  有的表面上看是减少了审批权,但又搞一些不必要的审核、备案等,实际上如同审批一样。该放开的应该彻底放开。
 
  《决定》在“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”的部分规定:“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,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”。这是一个很好的理念和决定。要建立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目录清单制度。下放审批权的项目要公开,仍需要行政审批的事项也要公开,要公开哪级政府你还在管什么,管的流程是什么样的。这样,才能真正推进行政改革,政府治理也更加透明。
 
  当然,下放权力也要避免一放就乱。下放审批权绝不等于撒手不管、一放了之,如果这样, 也会造成经济社会生活的混乱。这方面我们国家过去吃的亏也不少,所以要做到“放管结合”,加强有效服务、协调和监管,避免以往“一放就乱,一乱就管,一管就死”的恶性循环。我认为,下放权力的方向要坚定、决心也要大,但下放什么事权、下放到什么程度,要与政府的监管能力、社会的法治建设相适应,还要大力改进监管办法和方式。要多设路标,少设路障,要抓紧把相关的规则、标准建立起来,明确市场主体运行的方向、边界。
 
  目前,我国法治社会还没有建成,许多法律不够健全,执法能力也不够强,很难完全按法办事。因此,要加快建设法治中国、法治政府、法治社会的步伐。积极创造条件,加快向市场、向社会、向企业放权。
 
  《财经国家周刊》:下放审批权,被很多人认为是对政府削权,如何建设“小政府”。你怎么看?
 
  魏礼群:这需要澄清一个误区:简政放权,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,不是说可以削弱政府在社会经济领域中的作用,也不是说要建立“小政府”、“大市场”,更不能认为政府可以无所作为,只是起所谓“守夜人”的作用。政府放开微观活动,而政府应尽的职能更加重要,特别是宏观调控、制定规划、准则和公共服务、社会建设、环境保护、维护公平正义等职能必须加强,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决不可不作为。
 
  十八大报告在论述市场和政府关系时,是讲两个“更”字,即“更加尊重市场规律”,“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”。十八届三中全会《决定》是把“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”两个方面联系起来讲的。
 
  政府的职责不仅要引领市场方向,保持宏观经济稳定,还要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,保障公平竞争,加强市场监管,维护市场秩序,推动可持续发展,促进共同富裕,弥补市场失灵。可以说,这对政府发挥的作用要求更高了,政府职能责任更大了。市场和政府两者作用不可偏废。

(来源:《财经国家周刊》)